这样就保证了公团有条件向大量新移居城市的打工族家庭提供廉价住宅用地。

由于张维迎从狭隘的市场道德主义出发，他的分析无法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市场逻辑和强盗逻辑，从而也无力完成他反对政府干预的任务。我理解张维迎痛恨的是政府的越位，但我还是认为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坑蒙拐骗就多其实主要是政府错位和缺位造成的。

如果从道德上要求完美市场和完美的市场逻辑，可在现实中又无法勾销市场逻辑的七前提，那么道德诉求就会落入自掘的陷阱。总之，清楚地界定了市场逻辑七前提，意味着通过利他而自利的市场逻辑根本不是自动的。注意，我这里关心的不是把话挑明后的认识（鸡蛋立起来后谁都知道要先磕破蛋壳），我这里关心的是：一个经济学家能不能自觉地把政府的作用纳入自己的思维里，从而不使自己的逻辑出毛病。第二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如果社会经济能够按照这个市场逻辑运作，大家就都能皆大欢喜。

我把命题1定义为市场规范逻辑，把命题1、2、3综合定义为市场实证逻辑。反过来，由于信誉的市场逻辑可以不依靠政府的强盗逻辑，所以两者就是对立的。总之，在目前的立法程序基础上，可以设立一个前置性立法程序，在这里就让民众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并将其融会到法律草案中。

最终，立法者接受了公众的意见，调高了起征点。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个税改革 民意 。其他法律，比如物权法、刑事诉讼法等，可能涉及诸多专业技术问题，所以，有必要由专家或者专业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既然是这样，民众从政府具有税收立法意图的那一刻，就应当介入决策过程，民众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民众如何参与?最好的办法是，立法机关提前公布税收立法的意图，让民众透过舆论、网络等方式充分表达意见。这样的问题，更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谈判的问题。

现代国家的首要原则是人民主权，但具体的国家治理，则只能采取代议制的方法。在此环节中，就应当向公众征求意见。具体地说，在是否立法，是否开征一种税或者调整一种税，在确定征税对象、税率的基本原则等问题上，就应当让民众参与决策，让民众深度参与。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敞开一些渠道，让民意充分地表达。

而且，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也不能仅限于目前的大民主，而应当有更为精细的程序性民主制度，比如召开听证会。好像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公众才从中间插入。税法是要直接从民众的口袋里拿钱，这会给民众带来痛苦—把钱给别人总是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高高兴兴地交税。面对这样的民意压力，立法者作出了积极回应，对草案作出了顺乎民意的修改。

由这个委员会起草法律草案。这一点，对于税收立法，尤其重要。

民众提出近10万条意见，其中一半以上意见认为，应当降低税额。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税法来说，民众从一开始就参与立法过程，能让民众对法律的认可达到较高程度，减轻民众对即将开征的税收的痛苦感。

然后，立法机关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法律起草委员会，其中既有政府财税部门官员，也有专家，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也必须有相当比例的非官方的企业和民众代表。应该说，近些年来，立法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因为没有参与到对话主题的设定中，也就只能在既定的主题内，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表达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通过这种程序起草完成的草案，再提交给立法机关审议。假如有这样一个程序，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与民众的希望之间的差距就会较小，在后续的立法环节，也就能够顺利通过，而避免大幅度修订。4月下旬，《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案草案提交一审，未获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该草案全文，向公众征求意见和建议。

在这类立法上，公众如此提前深度参与，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去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车船税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并全文公布了草案内容，向社会征求意见。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这要归功于83%网民的反对。但是，税法并没有多少专业性，它所涉及的问题就是，政府准备拿多少钱，怎么拿。

不过，这样的对话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对话的过程启动得过晚了。更完整地说，这要归功于公众与立法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23万条意见的推动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3000元提高了3500元。也就是说，制定税收立法，立法者与公众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法律制订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对话的过程：立法者与民众对话，具有不同诉求的民众之间相互对话，财政税务部门与立法者、与民众对话公务员成了所有年轻人的理想，和上世纪80年代大家离开公务员队伍去创业、当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底给什么人盖房？盖什么样的房？对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供他的住房，解决了大多数人的住有所居问题，社会才不会出大问题。

再有，对小贷公司，既要严格管理，也要真正支持。第三，房地产调控决不能动摇，但是要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

另外，希望能够加大对投资基金的扶持力度，促进民间海外收购资源。三是通货膨胀预期上升。

这既有利于控制房价过快上升，也能促进房地产商优胜劣汰。我们要关注很多富人的移民潮，还要关注全民考公务员。

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把注意力从做大蛋糕转移到分好蛋糕上，用分好蛋糕创造出做大蛋糕的活力。我并不认为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8%，但不排除明年一、二季度会到8%左右。防止因追求短期效果采取行政措施，形成政策叠加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硬着陆。扶持小企业，就要真正地在行动上做。

现在平均的贷款额度是20多万元，解决了很多人的生计问题。二是要科学地界定国企的边界，给民间资本以投资的空间。

如果今年下半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完成了节能降耗指标，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小贷公司，专门发放小企业的贷款，最高限额是50万元。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是下降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工资要有一个正常的增长机制，现在劳动力的低成本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但是对于非银行信贷，即不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业务一定要放一条活路，否则就会把经济憋死。